如果要介紹現代藝術,就非得從現代藝術三大先驅—梵谷、高更、塞尚談起。梵谷,被稱為表現主義的先驅,高更,其象徵與綜合性,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塞尚,則帶出形式的重大革命,因此被稱為立體主義的先驅。 塞尚我們日後再談,先從梵谷高更談起。
悲憫苦難的藝術心
梵谷這一生若用簡單幾個字來形容,那就是「悲憫」。
梵谷一直悲憫著中下階層的小人物,而最影響他的作家,就是狄更斯。狄更斯文學作品整體而言,也是以描繪中下階層的辛酸生活為他最關切的重點。
所以梵谷在專心繪畫之前,其實曾做過牧師。而且他自願去礦區作牧師,想與貧苦的人同在。但梵谷過度的悲憫性格與神經質,並常為貧民請願抱不平的結果,竟造成教會的為難、並對他自己的嚴重傷害,因此,他被要求離職。
梵谷短暫的與弟弟西奧一齊作繪畫中間商後,西奧認為梵谷根本不宜從商,應當成為畫家。梵谷與其是在賣畫,不如說是在跟顧客堅持何者是好畫。因此西奧建議梵谷提起畫筆。
這個建議,不僅徹底改變了藝術史、改變了梵谷的一生、也譜寫出西奧與梵谷兄弟間感人的情誼。
心靈比外在世界更真實
梵谷最早期的繪畫,都是描述中下階層的小人物。描述他們的艱辛生活、他們衣食的匱乏與工作的辛勞、他們的愁與病、與絕望中的禱告。
梵谷的畫,立即引起藝術界的交相指責,主要是因為,他的畫跟當時的主流比,並不唯美。印象派是繪畫史上相當「科學」的繪畫,因為他們用原色交織,企圖捕捉室外變化多端的光影,這是需要很多對顏色與光的研究的。印象派相信他們最貼近「真實」。
但梵谷說,真正的真實,不只存在於外在世界,也存在於心靈,不處理心靈,只能說是捕捉到外在世界的真實,全不是整體世界的全貌。
就因為這樣,梵谷才會被稱為「表現主義—真實描述自己的心靈世界」的先驅。也因此,梵谷違反印象派的,繪畫作品一點也不唯美、不客觀。
熄滅的蠟燭
梵谷早期畫作的告別作,是一幅靜物畫。此靜物畫佔據最大畫面空間的,是一本聖經,畫面右方上側有兩個燭台,火都已熄滅,畫面右下角,是一本破舊的小說,是左拉的「愉悅人生」。
透過這幅畫,梵谷要說什麼呢?
聖經,是西方世界長久以來的價值體系。但在梵谷時代,社會完全沒有福利政策,階級劃分明顯,貧富懸殊,而最能代貧苦小人物發言的教會,卻與自私的有錢人勾結,為了自己教會的利益,緘默不語。
左拉的小說,顯然是為貧困人民請命的,小說裡面陳述很多中下階層的貧困、病、髒、與墮落。
很奇怪的是,教會界與當時代高雅的資產階級,都紛紛指斥左拉作品的污穢,罔顧左拉作品中陳述出來的因貧困而有的苦難。
所以梵谷用兩隻熄滅的蠟燭,來控訴當時西方社會最重要的價值體系—信仰中應當存有的悲憫、公義,在教會界已蕩然無存,社會陷入黑暗,貧困的人民已經被棄絕的事實。
永不凋萎的向日葵
梵谷畫完這幅畫後,便依從弟弟的勸告,到當時的藝術之都巴黎去,結交當時的印象派主流人士。
很明顯的,這次舉動對梵谷的繪畫技巧的確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卻無改於他繪畫的方向—呈現心靈。
譬如這段時間他很有名的向日葵系列,很明顯的色彩誇張,最重要的是,他往往捕捉的向日葵,是即將凋萎前的瞬間,彷彿是要透過這種捕捉,陳述一種心靈狀態—永不妥協的堅持、儘管現實對己不利。
一個在心靈深處有愛與公義的理想堅持,卻對社會價值與宗教體系失望,他會把救贖的盼望轉移到那裡呢?
梵谷曾經把寄託放在「藝術」本身,他想透過藝術完滿一種救贖。
就是這種希冀,譜寫出他跟高更之間的故事。藝術史上都會記載,梵谷有一段時間對高更充滿友愛之誼,力邀高更與他一齊居住一齊繪畫。梵谷非常珍惜高更的友誼。
梵谷為何挑上愛慕高更呢?相當有可能是因為高更正是一個用藝術抗拒社會的藝術家。如果梵谷把救贖冀望於藝術,自然會對高更的勇氣讚服萬分。
再度熄滅的蠟燭
高更本來家財萬貫,為了藝術,他放棄這一切,不僅妻離子散,被朋友遺棄,而且就此落魄潦倒。高更跟梵谷一樣的一樣,不肯居就當時的印象派主流,堅持走自己的風格,當然,這也是他窮困潦倒之因。
而這一切表現,都是把藝術作為一種救贖、透過藝術向腐化社會抗議的梵谷所衷心共鳴的。
但梵谷與高更終究個性差異太大,高更反叛、我行我素、自負甚深,而梵谷悲天憫人、憂鬱、對所愛的人又很固執、很神經質,其實兩人相處在一起時是很大的 磨難。我們光看他們兩人相約用類似的色彩與主題,畫出有名的「夜咖啡室」系列,梵谷的畫就呈現瘋狂、墮落、萎靡、犯罪前夕之感,而高更卻畫出自信許許、天 不怕地不怕的態勢。
這樣的相處,不到三個月,高更就受不了想離開了。於是梵谷演發藝術史上很有名的「割耳」事件,這時的梵谷,根本已是瘋狂狀態。
他這段時間的自畫像,不僅用黃、紅、綠來表達瘋狂與絕望,他自 畫像中的眼神,也充滿憂鬱、瘋狂、與絕望感。
就是這段時間,梵谷畫出另一幅與蠟燭有關的畫。他分別畫了兩張椅子,一張椅子用黃色顯示瘋狂,那是自己的椅子,另一張椅子用紅與綠色,顯示絕望,那是高更的椅子。高更的椅子上有蠟燭,一支燭光搖搖欲滅,另一隻已經熄滅。
這是另一幅蠟燭熄滅的繪畫作品。
梵谷用這幅畫第二次說出心中的深意:他對透過藝術救贖自己或救贖社會的心已徹底絕望。
西方的桃花源記
其實,梵谷想把高更比擬成藝術家的典範、藝術成為救贖的象徵,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高更的確自比為受難的基督,他畫了很多幅自己成為受難基督的含意的繪畫,譬如「橄欖山的基督」中的基督,他畫的是自己,又譬如那幅畫他自己站在受難基督前面的自畫像,他處處透過繪畫表明他雷同基督的受難。
高更認為這時代的基督精神的受難,是藝術家不被理解的受難。這多少顯露出高更藝術家心靈中的自我中心與狂妄。
的確,高更的自畫像都是受苦的表情,卻是全世界都欠他債似的的狂妄。
高更有一幅著名的畫「我們從那裡來?往那裡去?我們是什麼?」。其實這幅畫繪製期間,高更曾因女兒之死導致的絕望自殺過,結果獲救。高更將其困頓與疑問,透過這幅畫想尋到解答。
高更的解答幾乎可以說是西方式的遁世主義。
透過這幅畫,高更要表白:人只有棄絕文明,回返原始,才有救贖的希望。高更用這幅畫,將夏娃採摘罪惡之果,變成了採摘文明之果。人有生老病死,這是自然的過程,但採摘文明之果,導致自然的生老病死之外,出現整體社會的墮落。
高更這觀點,充滿他後期的大溪地畫作。於是他把大溪地畫成近似天堂,大溪地的母子圖標題訂為「聖母馬利亞」,或以大溪地土著為背景,畫出基督誕生,將土著畫成亞當夏娃。
這種用文明與未開化來區隔墮落與救贖,其實至今仍淺藏在一些對高度現代化、商業化不滿的人的心中,是一種不可能達到的嚮往,是西方的「桃花源記」。
高更死前,還畫了一幅「禱告」,畫中大溪地女子,就像「我們從那裡來?往那裡去?我們是什麼?」這幅圖中央的女子一樣,把手伸向上方,這仍舊是把採摘禁果的基督教典故,變貌成採摘文明之果。高更死前,仍認為回返自然原始,棄絕文明,是唯一的答案。
如果高更這一生,將人間苦難的答案寄託於根本不可能回返的原始,基本上是一種遁世心情,則梵谷對他的成為「藝術救贖的象徵」的冀望,當然是一定會落空了!
重返信仰之愛的救贖路
梵谷與高更感情決裂後,梵谷的繪畫進入晚期,也就是這段時間,他頻繁的進出精神病院。
這段時間的繪畫傾向流線型,色彩完全呈現心靈不在乎真實,而且繪畫主題常用漩渦——諸如絲柏樹的樹葉紋脈、或最有名的「星夜」流線——來呈現一種神秘感。這段時期的繪畫,他也常表達出入精神病院的苦悶,譬如「繞圈的囚犯」「嘉賽醫生—受苦的基督」
嘉賽醫生是個免費幫他義診的大好人,有一段時間,梵谷將自己的瘋狂,投射到嘉賽醫生身上,認為是嘉賽醫生瘋了,因此那幅畫中,嘉賽醫生的受苦表情,刻畫的非常鮮明。)
就在這一年的晚期畫作,梵谷畫了教堂寫生,與「好撒馬利亞人 」這幅摹寫畫。
彷彿過去企圖厭棄掉的救贖力量,在他最晚期,重新徘徊於他的心靈。
到底在這樣的社會,需要的是怎樣的信仰?怎樣的價值體系?怎樣的教會呢?
梵谷透過「好撒馬利亞人」這幅畫,說出他的領悟:這社會不能不要信仰與價值。如果教會有錯,應當是更新教會,而不是厭棄上帝。教會錯在沒有堅持好撒馬利 亞人的精神—這精神是表明,不管我們處在怎樣的時代、面對多少階級與體制,除去階級、種族的藩籬,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我們的手,堅持沒有階級種族的人類大世 界之愛,是信仰唯一的愛的出路。
梵谷重返信仰的救贖之路。這幅「好撒馬利亞人」的畫,是對「透過上帝之愛帶出來的救贖」作他個人的信念表白,他也堅持繼續向當時的社會體制提出控訴— 只要仍有階級、種族的歧視與劃清界限,愛就是一種高調與虛謊,信仰也就變成偽善、甚至是一種社會不當體制的結構共犯!
弟弟西奧成為他一生的好撒馬利亞人
梵谷死於憂鬱症病發。他無法控制的想自殺。他去到經常成為他筆下風景的麥田,一槍射向自己,但沒有立即死亡,掙扎一天後才過去。死時,嘉賽醫生與弟弟西奧都在旁邊。
梵谷繪畫十年的心靈救贖之旅,一直有「好撒馬利亞人」在他的旁邊,那就是他的弟弟西奧。
西奧一直堅持梵谷是天才,一直堅持支助梵谷,儘管到後來西奧成婚,妻子完全不贊成西奧支持梵谷,而西奧的孩子又常生病,西奧賣畫生意不像從前那麼好,經濟也陷入困境。
梵谷的確心靈到後期是瘋狂的,但是西奧能從瘋狂中看到天賦與其心靈之旅的可貴,從這個角度來說,西奧是像梵谷伸出的那雙支持的手,是梵谷這一生的好撒馬利亞人。梵谷死後一年,西奧也病故。兩人的墓葬在一起。
如今梵谷終於舉世知名。但當時,據說梵谷一生只賣出一幅畫。
當梵谷的「向日葵」系列叫成天價,梵谷的畫展排成長龍,或許我們也該深思,梵谷的藝術其實不只是藝術品、也是一個藝術家尋找生命尋找社會救贖的心靈之旅!對他而言,從「兩次熄滅的蠟燭」,到「好撒馬利亞人」,是何等艱辛的歷程呢?
印象派艺术的唯美路线,走到后期出现了分歧的路线。一个分歧是劳特累克,尽管他仍被归类为印象派,但他已经从风景描绘,转向大都会下的小人物,在五光十色的繁华中,暗藏虚空寂寞的辛酸。
另一个分歧是凡·高与高更。
悲悯苦难的艺术心灵
凡·高这一生若用简单几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悲悯」。
凡·高一直悲悯著中下阶层的小人物,而最影响他的作家,就是狄更斯。狄更斯文學作品整体而言,也是以描绘中下阶层的辛酸生活为他最关切的重点。
所以凡·高在专心绘画之前,其实曾做过牧师。而且他自愿去矿区作牧师,想与贫苦的人同在。但凡·高过度的悲悯性格与神经質,也造成牧师生涯期间对他自己的严重伤害,因此,他被要求离职,以避免继续的自我伤害。
凡·高短暂的与弟弟提奥一齐作绘画中间商后,提奥认为凡·高根本不宜从商,应当成为画家。因此提奥建议凡·高提起画笔。这个建议,不仅彻底改变了艺术史、改变了凡·高的一生、也谱写出提奥与凡·高兄弟间感人的情谊。
心灵比外在世界更真实
凡·高最早期的绘画,都是描述中下阶层的小人物。描述他们的艰辛生活、他们衣食的匮乏与工作的辛勞、他们的愁与病、与绝望中的祷告。
凡·高的画,立即引起艺术界的交相指責,主要是因为,他的画跟当时的主流比,并不唯美。印象派是绘画史上相当「科學」的绘画,因为他们从造型比例,走向对室外光影的捕捉,这是需要很多对顏色与光的研究的。印象派相信他们最贴近「真实」。
但凡·高说,真正的真实,不只存在於外在世界,也存在於心灵,不处理心灵,只能说是捕捉到外在世界的真实,全不是整体世界的全貌。
就因为这样,凡·高才会被称为「表现主义-真实描述自己的心灵世界」的先驱。
熄灭的蜡烛
凡·高早期画作的告别作,是一幅静物画。此静物画占据最大画面空间的,是一本圣经,画面右方上侧有两个烛台,火都已熄灭,画面右下角,是一本破旧的小说,是左拉的「愉悦人生」。
透过这幅画,凡·高要说什么呢?
圣经,是西方世界长久以来的价值体系。但在凡·高时代,社会完全没有福利政策,阶级划分明显,贫富悬殊,而最能代贫苦小人物发言的教会,却与自私的有钱人勾结,为了自己教会的利益,缄默不语。
左拉的小说,显然是为贫困人民请命的,小说里面陈述很多中下阶层的贫困、病、脏、与堕落。
很奇怪的是,教会界与当时代高雅的资产阶级,都纷纷指斥左拉作品的污秽,罔顾左拉作品中陈述出来的因贫困而有的苦难。
所以凡·高用两只熄灭的蜡烛,来控诉当时西方社会最重要的价值体系-信仰中应当存有的悲悯、公义,在教会界已荡然无存,社会陷入黑暗,贫困的人民已经被弃绝的事实。
永不凋萎的向日葵
凡·高画完这幅画后,便依从弟弟的劝告,到当时的艺术之都巴黎去,结交当时的印象派主流人士。
很明显的,这次举动对凡·高的绘画技巧的确有长足的進步,但是却无改於他绘画的方向-呈现心灵。
譬如这段时间他很有名的向日葵系列,很明显的色彩夸张,最重要的是,他往往捕捉的向日葵,是即将凋萎前的瞬间,仿佛是要透过这种捕捉,陈述一种心灵状态-永不妥协的坚持、仅管现实对己不利。
凡·高对当时的宗教体系失望以后,曾经把寄托放在「艺术」本身,想透过艺术完满一种救赎。
向日葵系列是如此,而最明显的,就是他跟高更之间的故事。艺术史上都会记载,凡·高有一段时间对高更充满友爱之谊,力邀高更与他一齐居住一齐绘画。
再度熄灭的蜡烛
凡·高为何挑上爱慕高更呢?相当有可能是因为高更正是一个用艺术抗拒社会的艺术家。如果凡·高把救赎冀望於艺术,自然会对高更的勇气赞服万分。
高更本来家财万贯,为了艺术,他放弃这一切,不仅妻离子散,被朋友遗弃,而且就此落魄潦倒。高更一样,不肯居就当时的印象派主流,坚持走自己的风格,当然,这也是他穷困潦倒之因。而这一切表现,都是视艺术为一种救赎、一种向腐化社会的抗议的凡·高衷心共鸣的。
但凡·高与高更终究个性差异太大,高更反叛、我行我素、自负甚深,而凡·高悲天悯人、忧郁、对所爱的人又很固执、很神经质,其实两人相处在一起时是很大的磨难。我们光看他们两人相约用类似的色彩与主题,画出有名的「夜咖啡室」系列,凡·高的画就呈现疯狂、堕落、萎靡、犯罪前夕之感,而高更却画出自信许许、天不怕地不怕的态势。
这样的相处,不到三个月,高更就受不了想离开了。於是演发艺术史上很有名的「凡·高割耳」事件,这时的凡·高,根本已是疯狂状态。他这段时间的自画像,不仅用黄、红、绿来表達疯狂与绝望,他自画像中的眼神,也充满忧郁、疯狂、与绝望感。
就是这段时间,凡·高画出另一幅与蜡烛有关的画。他分别画了两把椅子,一把椅子用黄色显示疯狂,那是自己的椅子,另一把椅子用红与绿色,显示绝望,那是高更的椅子。高更的椅子上有蜡烛,一支烛光摇摇欲灭,另一只已经熄灭。
凡·高用这幅画第二次说出心中的深意:再一次以艺术救赎自己或救赎社会的心彻底绝望。
西方的桃花源记
其实,凡·高想把高更比拟成艺术家的典范、艺术成为救赎的象徵,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高更的确自比为受难的基督,他画了很多幅自己成为受难基督的含意的绘画,包括橄榄山的基督画的是自己,包括自己站在受难基督前面的自画像。
高更认为这时代的基督精神的受难,是艺术家不被理解的受难。这多少显露出高更艺术家心灵中的自我中心与狂妄。
的确,高更的自画像都是受苦的表情,却是全世界都欠他债似的的狂妄。
高更有一幅著名的画「我们从那里来?往那里去?我们是什么?」。其实这幅画绘制期间,高更曾因女儿之死导致的绝望自杀过,但是获救。高更将其困顿与疑惑,透过这幅画想寻到解答。
高更的解答几乎可以说是西方似的遁世主义。
透过这幅画,高更要表白:人只有弃绝文明,回返原始,才有救赎的希望。高更用这幅画,将夏娃采摘罪恶之果,变成了变摘文明之果。人有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过程,但采摘文明之果,导致自然的生老病死之外,出现整体社会的堕落。
高更这观点,充满他后期的大溪地画作。於是他把大溪地画成近似天堂,大溪地的母子图标题订为「圣母马利亚」。
这种用文明与未开化来区隔堕落与救赎,现在已被全世界性的渴望富裕、以及贫困国家的困境,證实为一种错误的向往、不可能达到的西方桃花源记。
高更自身都没有答案,必須走向遁世。凡·高对他的成为「艺术救赎的象徵」的冀望,当然是一定会落空了!
重返信仰之爱的救赎路
自此以后,凡·高的画進入晚期,也就是進出精神病院期间的绘画。这段时间的绘画倾向流线型,色彩完全呈现心灵不在乎真实,而且绘画主题常用旋涡,诸如丝柏树的树叶纹脉、或最有名的「星夜」流线,来呈现一种神秘感。这段时期的绘画,他也常表達出入精神病院的苦闷,譬如「绕圈的囚犯」「加歇医生-受苦的基督」(加歇医生是免費幫他义診的大好人,有一段时间,凡·高将自己的疯狂,投射到加歇医生身上,认为是加歇医生疯了,因此那幅画中,加歇医生的受苦表情,刻画的非常鲜明。)
就在这一年的晚期画作,凡·高画了教堂写生,与「好心的撒马利亚人」这幅摹写画。彷佛过去企图厌弃掉的救赎力量,在他最晚期,重新徘徊於他的心灵。
到底在这样的社会,需要的是怎样的信仰?怎样的价值体系?怎样的教会呢?
凡·高透过好心的撒马利亚人这幅画,说出他的領悟:这社会不能不要信仰与价值。如果教会有错,应当是更新教会,而不是厌弃上帝。教会错在没有坚持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的精神-这精神是表明,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面对多少阶级与体制,除去阶级、种族的藩篱,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我们的手,坚持没有阶级种族的人類大世界之爱,是信仰唯一的爱的出路。
凡·高重返信仰的救赎之路。这幅「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的画,是对透过上帝之爱帶出来的救赎的宣告作他个人的表白,也坚持继续向当时的社会体制提出控诉-只要仍有阶级、种族的歧视与划清界限,爱就是一种高调与虚谎,信仰也就变成伪善、甚至是一种社会不当体制的结构共犯!
弟弟提奥成为他一生的好心的撒马利亚人
凡·高死於忧郁症病发。他无法控制的想自杀。他去到经常成为他笔下风景的麦田,一槍射向自己,但没有立即死亡,挣扎一天后才过去。死时,加歇医生与弟弟提奥都在旁边。
凡·高绘画十年的心灵救赎之旅,一直有「好心的撒马利亚人」在他的旁边,那就是他的弟弟提奥。
提奥一直坚持凡·高是天才,一直坚持资助凡·高,尽管到后来提奥成婚,妻子完全不赞成提奥支持凡·高,而提奥的孩子又常生病提的卖画生意不像从前那么好,经济也陷入困境。
凡·高的确心灵到后期是疯狂的,但是提奥能从疯狂中看到天赋予其心灵之旅的可贵,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奥是像凡·高伸出的那只支持的手,是凡·高这一生的好心的撒马利亚人。凡·高死后一年,提奥也病故。两人的墓葬在一起。凡·高终於举世知名。
只是没有多少人看出凡·高晚期画教堂与好心的撒马利亚人主题的深意,也没有多少人记得凡·高生命中上帝给他的礼物-一个像好心的撒马利亚人一般的弟弟。
当凡·高的「向日葵」系列叫成天价,凡·高的画展排成长龙,或许我们也该深思,凡·高的艺术其实不只是艺术品、也是一个艺术家寻找生命寻找社会救赎的心灵之旅!对他而言,从两次熄灭的蜡烛,到好心的撒马利亚人,是何等艰辛的历程呢?
梵高和高更是后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他俩也是对印象派“有所借鉴,最终背离”,但最后还是只留下他们俩。凡高的画色彩明亮,多用黄橙色。高更画作的色彩鲜明纯粹,这对后来的野兽派画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梵高在世时没有卖出一幅画作,除了做画商的弟弟收藏了一小部分外,他的大部分作品轶散在世界各地。那时候谁会去关注一个穷得发了疯的人的“不入流”的作品 呢!终于有一天,当历史老人把赞赏的目光投向了这个“疯子”的画作时,他沧桑的脸上绽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一些精明的画商首先读懂了历史老人喜悦的表 情,梵高这个曾经被遗忘的名字,突然变成了财富的象征,他的画从一文不值到几十万美元,再到几千万美元,一路攀升。而在政治家眼里,梵高也从一个疯子变成 了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文化品牌,凡能与他扯上关系的,纷纷与他攀亲,梵高生前居住过的小镇要认他作乡亲;法国甚至要以国家的名义认梵高作法兰西的儿子,他 们的理由是,梵高最高产的几年是在法国度过的,并且死后也葬在了法兰西的土地上。正是在这个时候,梵高真正的祖国荷兰才终于醒悟,原来19世纪他们有个最 值得骄傲的儿子叫梵高
但这一切,对梵高来说来得太晚。在生时他从未感受过被崇敬和被热爱的滋味。他所晓得的,是饥饿的滋味,被人鄙视的滋味。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是:“痛苦便是人生。”
梵高的痛苦感受首先来自爱情。爱情对别人是美好的,但对梵高却是残酷的。他在叔叔设于伦敦的画店工作时,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当他向她求婚时却遭到了拒绝。初恋失败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过分执拗而又认真的梵高,这一挫折就显得分外沉重。。
1881年,梵高带着伤痛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海牙学画。在海牙的街头,他遇到喝得烂醉、并怀着孩子的妓女西恩。他对西恩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让她和自己生 活在一起,并把自己全部的爱情奉献给了这个不幸的女人。但这一次的爱情却激怒了做牧师的父亲,他认为梵高的行为让家族蒙羞,果断地宣布断绝与文森特-梵高 的关系。梵高从此失去了经济来源,学业与爱情从此走到了尽头。一连串的打击毁灭了梵高最后仅存的一点自信,他终于明白,男女之爱、人类之爱、上帝之爱都是 不会眷顾他的。
从此,他那屈辱的灵魂便到绘画中去避难了。1883年他在慈祥的本堂神甫的帮助下,开始了在纽南的绘画生涯。这时,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只剩下了7年。
在梵高美术馆的三楼,陈列的主题被命名为“梵高早期作品”,那些灰暗的画面依然是一种苦难的呈现。梵高在这里掩藏了自己的伤痛,却用他悲悯的心描绘着纽南 底层民众为生存而挣扎的痛苦。《屋里的织布工》、《带婴儿椅的织布作坊》、《雪中的墓地》、《吃土豆的人》都是梵高在纽南时期的作品,色彩灰暗,造型滞 重,无不凝聚着梵高对贫困阶层悲苦命运的深切忧虑。《吃土豆的人》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主题他画了很多次都不满意,在他即将离开纽南的前一夜,他仅 凭对若干生活原型的记忆和默想终于画出了一幅最成功的《吃土豆的人》。在这幅作品中,人的脸上的颜色与手中的土豆同出一色,而背景是将土豆色加深,看上去 像是一种粘着灰土的土豆的颜色,逼真地衬托出画中人物的清苦生活和逆来顺受的悲哀
高更是梵高在巴黎蒙马特认识的朋友,他们彼此欣赏。但年少轻狂的他们经常是争吵不停。高更傲骨铮铮,骄狂蔑众,从一开始就不断嘲讽、揶揄梵高,经常取笑他 的情场失意,同时又妒忌梵高的艺术和他对艺术的忠诚,生性淳朴憨厚的梵高总对朋友宽宥容忍。一次,高更预先买通妓女,当众侮辱、奚落梵高,羞辱交迸的梵高 怒不可遏,与高更大闹一场愤然离去。圣诞节即将到来,高更又买通一个妓女耍弄他。那女人对梵高说:“你给我五个法郎,我便好好接待你,否则用你的大耳朵送 我做圣诞礼物。” 喝得半醉的梵高抓起一把锐利的剃刀将右耳割下,包在一块画布里派人送到妓院。后来,他曾画了很多自画像,以割了耳朵的自画像最为出名。
1898年,高更创作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是一幅大型油画。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以最大热情完成的哲理性作品。因为在此以前,他在 贫病交迫中心情十分沮丧。他无法摆脱贫困,不得不求助于罪恶的巴黎对他的艺术的肯定,他为此而愤世嫉俗,决定自杀。他曾跑到深山里吃下毒药,企图死后以自 己的尸体饲兽,以求彻底的解脱,但被人发现救起。尔后,他又突然产生强烈的创作欲。他说:"我打算在我死前画一幅宏伟的作品,我空前狂热,日以继夜地工作 了一个月。"他想把自己梦幻中的一切画成一幅画。当他梦醒时,他觉得面对画幅"看到"了他所要画的整个构思:“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这句话就成了这幅画的标题。
高更的一生,永远徘徊在逃避与追求间。逃避现代文明的窒息,追求自然与人性的完美结合,替文明本身找到了避难所。他的画作充满了音乐般动人的节奏感和优雅的装饰意味。他不受任何外力的阻挠,哪怕是病魔缠身、饥寒交迫,也不能阻止他对美的追求和渴望。
两位大师命运都是如此悲凉,但也就是命运弄人,才造就了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