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 接受了一项将永远改变他的职业生涯的委托。

Installation view of Picasso’s Guernica. Photo by Joaquín Cortés / Román Lores. Courtesy of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彼时的西班牙共和国正处于西班牙内战的阵痛中，深陷与未来的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战争中。当时西班牙政府要求毕加索和其他几位著名艺术家一起为1937年巴黎国际博览会的展馆创作一幅画。毕加索创作的作品是格尔尼卡 (Guernica) ，这幅如今已成为传奇。壁画大小的画作灵感来自巴斯克小镇的轰炸，现藏于马德里的索非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虽然毕加索的许多作品都被冠以大师之作，例如据说推动了西方抽象艺术的发展的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1907），但格尔尼卡在这位艺术家多产的作品中独树一帜。为什么这幅画特别能引起几代观众的共鸣？

促成格尔尼卡的艺术实验

为纪念《格尔尼卡》创作和展出80周年，在索非亚王后举办的名为“怜悯与恐怖：毕加索通往格尔尼卡之路”的展览中，策展人蒂莫西·詹姆斯·克拉克 (Timothy James Clark) 和安妮·M·瓦格纳 (Anne M. Wagner) 深入研究了这位艺术家在创作格尔尼卡前的十年。这些早期的关注包括艺术家的室内场景和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的女性描绘，毕加索作品中的两个主题最终将在格尔尼卡中呈现。

在20年代中期，大约在毕加索开始涉足超现实主义的时候，他正在用静物创作室内画，以乐器和水果等物体为主体。最初，这些作品传达了快乐。但是，正如瓦格纳解释的那样，室内空间很快变得幽闭恐怖。“它的愉悦感似乎被烧焦了，”她说。“它变成了类似戏剧的剧场一般的地方。”

这一转变发生在美国和欧洲动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恢复期间，即1929年毁灭性的股市崩盘之前的几年。在此期间，毕加索和超现实主义者正在审视人类心灵的黑暗空间。“毕加索非常清楚，作为一个人，会涉及恐怖、悲剧、过度和暴力，”瓦格纳指出，“他非常相信，心灵是一个人发挥潜意识的地方。”

Pablo Picasso

The Three Dancers, 1925

Tate

1925年创作的《三个舞者》是泰特美术馆收藏的一幅大型画作，是毕加索那个时代的作品的典范。（瓦格纳指出，在生涯晚期，毕加索认为这是他最伟大的作品。）“这是一幅狂野的图画，充满了放纵，”瓦格纳说。“对于毕加索来说，现在房间里的不是静物，而是女性的身体，现在以一种极其复杂和陌生的方式被对待。”

毕加索因与女性的关系而臭名昭著，他在私人作品中以深情描绘了他的情人，但这些描绘与他的公共女性画作明显不同。

Pablo Picasso

Cabeza de mujer llorando con pañuelo (III). (Weeping Woman’s Head with Handkerchief [III].), 1937

Museo Reina Sofía

“对于他的公共艺术，他考虑女性的身体如何成为不朽的或建筑式的，”瓦格纳说，“思考她们如何成为陷阱或机器；她们如何成为另一种现实的标志，以及它们如何变得可怕。” 在《格尔尼卡》之前的几年里，绘画和素描证明了这位艺术家对可以通过操纵女性身体来传达的象征意义的反思——这些实验在《格尔尼卡》中同样得到了展现。

尽管有报道称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的速度非常快，但也并非凭空而来。这是多年艺术创作的结果，也是艺术家个人对西班牙充满争议的政治投资的结果，而且他的家人还居住在那里。

毕加索接受委托

虽然1937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上的德国和苏联馆展馆是权威和权力的展示，但内战爆发不到一年且需要财政支持的西班牙共和国选择了一个适度、高效的结构建筑，并且展示了世界级的艺术作品。

Installation view of “Piedad y Terror en Picasso. El camino a Guernica.” Photo by Joaquín Cortés / Román Lores. Courtesy of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共和国以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崇敬著称，它挖掘了胡安·米罗（Joan Miró）和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等30年代先锋派前沿的创意人士。1937年1月，毕加索接到了委托, 创作一幅一幅壁画大小的画作。

虽然为共和党馆创作的艺术品旨在作为政治工具（受反法西斯政权委托），但毕加索最初的作品计划，至少从表面上看，绝对是非政治性的。根据瓦格纳的说法，这位艺术家不知道他应该画什么。这幅作品的最初草图描绘了一位画家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对一位斜倚在沙发上的裸体模特。

是悲剧让他改变了方向。

格尔尼卡的轰炸和格尔尼卡的绘画

1937年4月26日，佛朗哥命令纳粹秃鹰军团（德国借给佛朗哥）向格尔尼卡小镇投掷炸弹。那天是集市日。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聚集在户外的公共广场上。作为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最早建立民主的地方，该镇是一个象征性的目标。残忍的轰炸造成数百人死亡（这个数字有争议，据报道在20 到1,700人之间不等），并炸伤多达900人，这是西班牙内战中第一次有手无寸铁的城市被袭击。

“从围绕西班牙内战的所有图像中，你可以立即了解到的一件事是，公众非常清楚平民身上，即妇女和儿童，正在发生的事情，”瓦格纳指出。事实上，西班牙内战是同类战争中第一场在前线有新闻摄影团的战争。和无数其他战争一样，毕加索于4月27日在巴黎打开他的晨报，寻找格尔尼卡的毁灭性图像。

Dream and Lie of Franco, 1937

Pablo Picasso

尽管毕加索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左派分子，例如他创作了一对蚀刻版画，名为《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1937 年），为共和国筹集资金而被复制和出售。但轰炸对他的打击尤为强烈。5月1日，他来到位于大奥古斯丁街的工作室，开始为委托绘制新的草图。

到6月中旬，创作完成。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多拉·马尔 (Dora Maar) 在一系列照片中捕捉到了绘画当中构图经历的各种迭代。7月，毕加索将完成的作品交付给共和党馆，它很快成为中心，画作两侧是考尔德（Calder）的水星喷泉 (1937) 和米罗（Miro）的死神 (1937)。

人类悲剧的图像

格尔尼卡描绘了六个人物（四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一匹马和一头公牛的疯狂纠缠。这个动作发生在一个幽闭恐怖的低天花板空间的室内，在一盏似乎充满光芒的头顶灯下面。正如瓦格纳指出的那样，虽然毕加索的原始构图（艺术家工作室）的暗示仍然存在，但这个场景可以清楚地解读为战争和暴力的情感和身体后果。

Pablo Picasso

Guernica, 1937

Museo Reina Sofía

虽然毕加索从未向公众明确表示格尔尼卡的每个人物和物品背后的象征意义（“公众可以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他曾经说过），但其中大部分都可以从表面上看到。与此同时，几十年来，艺术史学家对几乎每一笔画背后的意图都争论不休。

一眼看去，最直接的，也许是妇女们扭曲的表情，她们遭受着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痛苦。“你可以看到，变形的形体是毕加索用来记录痛苦和苦难的手段，”瓦格纳解释道。艺术家通过尖锐的舌头表达他们的绝望和泪眼中的悲伤。

在最左边，一名妇女抱着一个软弱无力的婴儿仰天哀嚎。另一个女人咆哮着，她的手臂在火焰中燃烧时向上张开。另一个人从打开的窗户出现，挥舞着火炬。这第三个女人有时被解释为希望的标志。每个女人都是通过无定形的形状和突出的角度来描绘的，她们的身体拼凑在一起又分崩离析。

在地板上，一个被确认为士兵的人影躺在地上，也许是初出茅庐的共和国的化身。他被肢解的手臂上布满了伤口。一只手紧紧握住一把断剑，共和国的象征。

头顶的灯被解读为炸弹的象征，尽管其他灯的形状（形状像一只眼睛，以灯泡作为虹膜）是对上帝之眼的表示。

Picasso, Nude Standing by the Sea, 1929.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Sucesión Picasso. VEGAP, 2017. Courtesy of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公牛和马有不同的解释。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动物在传统西班牙斗牛中的角色，在这场斗牛中，马匹可能会受到附带伤害，而公牛则因受伤而死亡。然而，相比之下，一些人认为公牛缺乏其他人物的情感和身体表达，是佛朗哥或法西斯主义的象征。还有一些人认为公牛是西班牙传统的代表，是悲剧的坚忍和坚定的见证。

然而，毕加索的视觉语言超越了单一西班牙悲剧的特殊性而变得普遍。“它宏伟、激烈、具体。你知道发生的事情是关于痛苦和死亡的。但你不会说‘啊哈，那是西班牙’，”瓦格纳指出。“它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因为它似乎适用于许多不同的环境。”

Picasso, Busto de mujer con sombrero de rayas, 1939. Musée Picasso Paris. © Sucesión Picasso. VEGAP, 2017. Courtesy of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在索菲亚王后 (Reina Sofía) 举办的展览以这幅画所唤起的不同情感命名：怜悯和恐惧。“它让你感受到人类存在的一些悲剧，”瓦格纳说。“如果你能同时对这种困境感到恐惧和怜悯，那么你已经对这种经历有了那种全神贯注的投入。”

公众想象中的格尔尼卡

巴黎世博会闭幕后，格尔尼卡开始在欧洲巡回展览。战争结束后，佛朗哥掌权，共和国解体，这幅画继续流传，并帮助为了逃离该国的西班牙共和难民筹集资金。1939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毕加索调查展中展出，毕加索要求由现代艺术博物馆作为格尔尼卡的监护人。

1939年至52年间，格尔尼卡遍历了美国各地的艺术机构。此后，它在巴西和整个西欧展出。直到1958年，它被送回现代艺术博物馆并被认为不再适合外借。数十年的运输，包括多次拉伸和重新拉伸画布，使这幅画处于不稳定的物理状态。它一直留在纽约，直到1981年。

Photo by C. Elle, via Flickr.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格尔尼卡开始了画布之外的生活。它成为德累斯顿、柏林、广岛的代名词，成为手无寸铁的平民受到攻击的地方的代名词。随后，它开始引起反战抗议者的特别共鸣。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格尔尼卡是现代战争的象征，”瓦格纳说，并补充说，在策划80周年展览时，他们看到了展示毕加索杰作的复制品在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中被抬着展示的图片，从加尔各答到拉马拉再到南卡罗来纳。

反过来，与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当代艺术家开始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回应格尔尼卡，挪用它的意象来回应战争和暴力的主题。

格尔尼卡的遗产

当毕加索还活着的时候，他就了解格尔尼卡的政治力量。早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就受到纳粹的监视，至少部分原因是格尔尼卡的响亮名号。据说一位纳粹士兵曾经参观过毕加索在巴黎的工作室，指着墙上的格尔尼卡复制品问艺术家：“是你做的吗？” 毕加索回答说：“不，是你做的。”

“他必须为这幅画挺身而出，”瓦格纳解释道。“这成了他必须非常关心的事情。他知道他做了一件独特、宏伟和重要的事情，就像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叫巴勃罗一样，他知道它不能回到西班牙。” 为了确保这幅画的安全，他起草了一份法律文件，规定在西班牙建立民主之前不得进入西班牙。

Lluis Barba

Guernica, 2013

Cynthia Corbett Gallery

Sold

1981年，也就是佛朗哥去世六年后，毕加索去世八年后，格尔尼卡终于回到了西班牙。对于这个正在从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中恢复过来的国家来说，格尔尼卡仍然面临着两极分化的力量，因此它是在防弹玻璃中展示的。

玻璃在1995年被移走，但格尔尼卡原始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动摇。例如，2003年，当纽约联合国的格尔尼卡挂毯复制品被蓝色窗帘遮盖时，引发了争议。当时是科林·鲍威尔 (Colin Powell) 发表演讲建议美国介入伊拉克战争。（关于掩盖原因的报道相互矛盾，一些联合国官员声称记者发现这幅画在镜头前的视觉效果令人分心。）

瓦格纳指出，毕加索在格尔尼卡之后创作了重要的政治作品，尽管没有一件能达到同样的曝光率和共鸣。格尔尼卡成为人类的标志，其信息至今仍不完全为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瓦格纳可能定义得最好：“这对毕加索和艺术史、共和艺术、抗议艺术和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