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是超现实主义诞生一百周年,超现实主义是一场革命性的艺术运动,由安德烈·布勒东 (André Breton) 创立,通过达利、马格利特和恩斯特等艺术家的作品探索潜意识和非理性。为了纪念这一周年,温钦画廊精选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作品来庆祝……
超现实主义是 20 世纪初兴起的一场艺术和文化运动,其主要目的是解放想象力,超越理性现实的界限。
该运动由安德烈·布勒东于 1924 年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正式创立,专注于探索潜意识、梦境和非理性。其目标是挑战逻辑、道德和有形现实的惯例,以达到隐藏在意识表面之下的更高真理。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包括萨尔瓦多·达利、雷内·马格利特和马克斯·恩斯特,开发了自动主义等技术,允许自由表达而不受理性控制。此外,他们还以创造能够挑战常识的梦幻和矛盾场景而闻名。结果呢?一种引人入胜且往往神秘莫测的艺术形式,让观众反思人类心灵的奥秘。
如果我告诉你 2024 年是超现实主义诞生一百周年?是的,一百年的梦幻和不可能的世界!达利本人,以他狂野的天才面貌,可能会重复他的标志性短语:“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厌倦的唯一东西就是夸张。”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夸张场合呢?最负盛名的文化机构——从美国到意大利,再到德国和法国——正在准备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展览。这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而且证明了超现实主义永远不会消亡,因为古怪的东西在当代视觉语言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其中不可思议和意想不到的东西仍然是我们日常想象的一部分。
1. 萨尔瓦多·达利,《歌舞表演场景》,1922 年
该作品捕捉了晚间社交活动的热闹和混乱氛围。事实上,这位加泰罗尼亚大师描绘了一个场景,人物围坐在桌子旁,进行着似乎融为一体的对话和活动。脸部看起来像面具,“抽象”,几乎没有独特的细节,而瓶子等物体散落在人物中间,在具体元素和几何形状之间形成重叠。
在这个具象的“混乱”中,每张桌子都看起来像一个小的活动岛,封装了日常生活的片段,场景的碎片化排列明显呼应了立体派的影响。然而,无处不在的神秘和不可预测的气氛暗示着超现实主义的到来。
显然,到 1922 年,达利开始寻求探索新的视觉语言,受到巴勃罗·毕加索作品的影响,两人都对立体主义感兴趣。此外,这位年轻的西班牙人当时仍在寻找自己的个人风格,这使得艺术史学家将《歌厅场景》定位为印象派影响和超现实主义最终发展的中间点。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识别出他走向后者运动的早期步骤呢?
在这幅杰作中,达利开始摆脱立体主义逻辑,立体主义逻辑专注于通过形式的碎片化和几何分析来表现现实。达利的人物不再是现实主义的人物描绘,而是碎片化的符号,置于更精神和富有想象力的背景中。这种与有形世界的分离是表明他走向超现实主义的线索之一,开始表现一种内在的、几乎无意识的愿景,预示着梦幻般的构图和超现实的风景将主导他后来的艺术作品。
米罗曾说:“我很难谈论我的画作,因为它总是在幻觉状态下出现,由任何形式的震惊引发,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而我无法控制。至于我的表达方式,我越来越努力实现最高程度的清晰度、力量和造型攻击性,即首先唤醒身体的感觉,然后触及灵魂。”
事实上,这位西班牙艺术家以其独特的风格而闻名,这种风格横跨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其中生物形态、几何符号以及抽象或半抽象物体的出现反映了他不断的实验和对非具象艺术的明显倾向。米罗探索潜意识作为想象力的“游乐场”,经常表达他的加泰罗尼亚身份和对自由的渴望。
苏格兰国家美术馆收藏的《加泰罗尼亚农民头像》(1925 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画作以象征性和抽象性构图描绘了一位加泰罗尼亚农民。这幅画以一顶大红帽为主,这种帽子被称为barretina ,传统上与西班牙农业文化有关。在帽子下面,蛇形胡须和两只圆形眼睛等风格化元素在淡淡的天蓝色背景下显现出来。尽管形式简单,但人物形象传达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与艺术家祖国的联系感。《加泰罗尼亚农民头像》清楚地表明了米罗转向抽象主义,远离立体主义,采用超现实主义语言,其特点是调色板有限但有力,蓝天使风格化的形式脱颖而出,唤起一种空虚和神秘的感觉。这幅画还预示了米罗后期作品中主导的自动化和综合性主题。
有趣的事实:
3.马克斯·恩斯特,《Aquis Submersus》,1919
“对我而言,绘画既不是装饰性的娱乐,也不是对所感受到的现实的塑料发明;它必须每一次都是:发明、发现、启示。”马克斯·恩斯特的这句名言完美地介绍了他 1919 年的画作《Aquis Submersus》,其中绘画成为一种内心探索的媒介,也是对传统艺术惯例的挑战。
在《Aquis Submersus》中,恩斯特呈现了一个悬于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空间,背景是一个被手绘建筑包围的游泳池。这些建筑轮廓模糊,在如墙般坚实的天空上投下模糊的阴影。一个时钟漂浮在天空中,像月亮一样倒映在水中,打破了物理规则和视觉逻辑。在游泳池的中心,一个女性人物倒立的身体浮现出来,只有她的腿露出水面,让人联想到跳水或溺水的画面。
前景中站着一个没有手臂的人物,像一尊泥塑,向水池投下阴影。这个人物留着八字胡,让人想起恩斯特的父亲,目光不看水面,给这幅作品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感。恩斯特巧妙地捕捉了观众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介于生与死之间,介于现实与梦幻之间。
好奇心:
“如果梦境是清醒生活的翻译,那么清醒生活也是梦境的翻译。”雷内·马格利特的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他 1938 年创作的作品《时间凝固》中弥漫的梦幻和矛盾的景象。
这位以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神秘而闻名的艺术家,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梦境与现实相融合的世界,挑战着观者的感知。这幅杰作描绘了一辆火车头从宁静的资产阶级餐厅的壁炉中驶出。与壁炉相比,火车的规模要小得多,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穿过壁炉,仿佛从铁路隧道中驶出。火车的动感与房间的静谧之间的对比因壁炉架上的时钟和烛台等静态元素而更加鲜明。
地板铺着镶木地板,上方的大镜子部分反射了房间里的物品。马格利特的风格通常以高度细致的现实主义为特征,其中每个元素都以近乎照片般的精确度呈现。然而,这幅作品的神秘之处在于它的悖论:通常与户外和速度相关的火车头出现在房间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打破了物理和逻辑定律。
马格利特利用这种“物体危机”,将普通和熟悉的物品从其通常的背景中连根拔起,置于陌生的环境中,创造出一种神秘而莫名其妙的场景。
因此,《时间凝固》体现了雷内·马格利特超现实主义诗学的精髓:揭示隐藏在熟悉事物中的秘密,创造一个梦境与清醒相融合的新现实,普通物品成为隐藏意义的承载者。
5. 伊夫·唐吉 (Yves Tanguy),《Les Amoureux》(恋人),1929 年
“画作在我眼前展开,在进展过程中不断展现惊喜。正是这一点给了我完全自由的感觉,因此我无法事先制定计划或绘制草图。”伊夫·唐吉的这句话完美地描述了他的创作视野,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反映了潜意识的自由和不可预测的流动,这是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关键原则。
通过同样的过程,诞生了《恋人》(1929 年),这幅作品呈现出一个梦幻般的场景,背景是模糊的绿色,让人联想到水下景观。在这种背景下,无定形和抽象的主要人物似乎漂浮在悬浮的维度中,仿佛属于外星水生世界或荒芜的静止土地。这些人物被放置在一个几乎平坦的平面附近,随机分布,或孤立或聚集在一起,唤起一种在梦境和噩梦之间摇摆的氛围。在前景中,一个类似于树干或人形的细长结构脱颖而出,而在背景中,其他未定义的元素似乎漂浮或爬向模糊的天空。
因此,这幅画反映了唐吉独特的风格,他以创造超现实但令人难以置信的逼真的风景画的能力而闻名,其形式精确而明确,经常受到布列塔尼岩石风景的启发。
“我不知道我的画作是否超现实,但我知道它们代表了我自己最坦率的表达。”弗里达·卡罗用这些话抓住了她作品的本质:她身份、痛苦和个人历史的纯粹表现。在《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和我》这幅画中,艺术家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裸体的孩子,手里拿着一条环形的红丝带,象征着她的血统和祖先。这条丝带支撑着她的家谱,像一串“悬浮的气球”一样悬在她上方。
在这幅复杂的构图中,弗里达将自己置于象征家庭和身份的网络的中心:在她上方,躺在柔软的云朵上的是她的祖父母——一边是墨西哥人,另一边是德国人——每个人的位置都反映了他们的地理和文化根源。弗里达的母亲怀着未出生的弗里达,而艺术家的父亲则被描绘在画作的中心,他们的身体略微重叠。在胎儿下方,一簇精子细胞游向卵子,暗示着艺术家未来的诞生。最后,受精卵下方的一株开花仙人掌是诞生的另一个象征,这是弗里达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和我》的风格清楚地反映了卡罗将艺术作为探索其身份和传统的一种手段。为了实现这一点,弗里达融合了墨西哥民间艺术、天主教象征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创作了一部既是家庭纪事又是对身份和女性的沉思的作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卡罗经常与超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她从未正式认同这一运动,尽管她经常使用来自梦想和想象的图像。
7. André Masson,《L'Enfantement》(分娩),1955 年。
在这幅画中,安德烈·马森构建了一个超现实和梦幻般的场景,其中充满了半抽象的形式,似乎在深蓝绿色的背景上自由移动。塑造人物的蜿蜒流畅的线条暗示着一种近乎宇宙的能量,仿佛整个构图都沉浸在一种连续无边的运动中。在这些生物形态的人物上方,星星和曲线勾勒出天地之间的联系,让人联想到神话或星体叙事。
马森确实是超现实主义和自动技术的先驱之一,以将潜意识与形式实验相结合而闻名。画中的合成人物反映了他对有机抽象和变形的兴趣,这是他艺术创作的核心主题。此外,他的自动绘图技术在这里清晰可见,使他能够探索手势和线条的自发性,创造出似乎直接从潜意识中浮现的图像。
从对《迷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大师不仅仅是在创造简单的视觉表现,而是通过抽象和扭曲的形式,试图表达生命、性、暴力和死亡等普遍主题。当然,弗里德里希·尼采哲学的影响和马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力的直接体验在他的创作中显而易见,这些创作往往反映出一种混乱和毁灭的感觉,但也是一种对存在意义的探索。
“一件要永垂不朽的艺术作品必须超越人类的极限,而不必担心常识或逻辑。”乔治·德·基里科用这句话表达了他的艺术愿景,即打破有形的现实,对神秘和谜团充满张力。这种哲学完美地体现在他的形而上学绘画杰作之一《红塔》 (1913 年)中,在画中,逻辑和理性被搁置一旁,营造出一种超现实和梦幻般的氛围。
“红塔”呈现了一个荒凉、不真实的空间,场景中心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圆柱形塔楼。构图两侧是两个黑暗的拱廊,将观众的目光引向塔楼,这是这幅作品无可争议的主角。缺乏明确定义位置的元素增强了一种疏离感,尽管在右侧出现了一座骑马雕像,可能是对都灵卡洛·阿尔贝托纪念碑的暗示,这进一步增加了场景的模糊性。尽管看似简单,但构图却充满了无形的紧张感,仿佛某件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或刚刚发生。
《红塔》是德·基里科形而上绘画的典型代表,其特点是非理性的透视和细长的阴影,这些元素赋予了作品梦幻而忧郁的氛围。此外,空旷的广场、门廊和古典建筑的使用也是他风格的典型特征,将现实变成了无形戏剧的舞台。统一光源的缺失和对物体的幻觉聚焦进一步加剧了迷失方向和神秘感,而庄严而寂静的建筑则唤起了一种孤独和悬而未决的期待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乔治·德·基里科经常与超现实主义者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形而上绘画运动与超现实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无论是在目标上还是在哲学视野上。这两种倾向都探索潜意识和隐藏在可见现实背后的奥秘,走的是相似但截然不同的道路。
利奥诺拉·卡林顿的《小岛上的厨房花园》是一幅充满象征意义的作品,描绘了一个神奇、梦幻般的场景,背景是一个花园,人类、动物和超自然元素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奇幻的环境。构图以一片广阔的绿地为主,四周环绕着植物墙,有蔬菜和果树,但主要动作发生在前景中。在这里,更准确地说是在左边,我们发现三个女性人物神秘地互相互动,而一只鸟在附近飞翔。在右边,一个白色的幽灵般的人物从树上冒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大鸡蛋——这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象征——而一个橙色的人物似乎在撒灰尘或施咒。
要完全理解上述内容,必须熟悉卡林顿的视觉语言,这种语言虽然受到超现实主义的显著影响,但其强度、个人象征主义的使用以及对变形和魔法主题的关注却独树一帜。显而易见的是,“小岛上的厨房花园”融合了凯尔特神话、深奥的灵性和炼金术的元素,并通过使用蛋彩画来丰富色彩,为场景增添了神秘的光芒。此外,这幅作品意义重大,因为卡林顿一如既往地摆脱了超现实主义艺术中赋予女性的传统角色,通过她的角色探索女性的创造力和自主性。她的人物一半是人类,一半是动物,体现了转变和不断变化的身份的主题。
最后,在《岛上的厨房花园》中,鸡蛋无疑是一个核心元素,象征着生育和创造,无论是生物还是艺术。在这种情况下,蛋彩画的使用进一步强调了这一隐喻。此外,这幅画是在艺术家怀孕期间创作的,反映了与生育和转变主题的深刻联系,通过空灵的图像和神话图像表达出来。
10. 萨尔瓦多达利,《奴隶市场与消失的伏尔泰半身像》,1940 年
最后,让我们用达利超现实主义的一个更清晰的例子来结束这场展览。达利的杰作将平凡与非凡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违背逻辑和感知的视觉效果。达利以通过对物体和人物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来玩弄现实和表象而闻名,他让正常事物显得不正常,反之亦然。视觉错觉是这幅作品以及这位加泰罗尼亚大师的许多其他作品的核心元素。通过这种技巧,达利让观众不仅可以观察,还可以从多个层面解读构图,揭示同一幅图像中隐藏的令人惊讶的含义。
在这里,伏尔泰的形象神奇地从市场人物的排列中浮现出来,不仅揭示了人类感知的脆弱性,还将构图置于深刻的哲学背景中,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引发批判性反思。事实上,以理性思想和反奴隶制立场而闻名的伏尔泰象征性地出现在奴隶的环境中,在自由与压迫之间形成了鲜明的主题对比。此外,达利对人物和形态的刻画精准细致,是他绘画风格的一大特点。然而,作品的构图和含义超越了有形的现实,将观众带入一个悬于梦境与现实之间的世界,幻觉与象征主义在这里融合,创造出独特的视觉体验。最后,暖色和长阴影的运用放大了艺术家作品特有的超现实主义和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