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高度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其中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为固定展厅,其余为特色展厅和临时展厅。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藏品数量143万余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艺术品等多种门类,涉及甲骨、青铜器、瓷器、玉器、金银器、佛造像、墓志、玺印、书画、雕塑、漆木家具、砖瓦石刻、老照片、民族文物、民俗文物、革命文物等。
可以说,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一部华夏文明发展史。
古代中国石器时代(彩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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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头骨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早期 距今约28-23万年颅长21.3厘米北京房山周口店出土
这件头盖骨的原物是1966年发掘北京猿人洞上部堆积时发现的一块枕骨,该枕骨恰好可与1934年和1936年在这个地点附近发现的两块颅骨碎片模型相拼合,复原出一个完好的头盖骨。这是现在仅存的北京直立人头盖骨,为一青年男子,脑量为1140毫升。
一件头骨的发现,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证据,研究我们人类的起源以及发展的轨迹。在此之前,考古学家认为我们人类起源于非洲,由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这种说法一直占据着主流;随着各地发现的猿人头骨,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关于人类的起源,时至今日,仍没有一个统一准确的说法。
舞蹈纹彩陶盆
新石器;马家窑文化
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
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
马家窑文化是我们祖先生活在黄河上游的痕迹记录,发现了一些石器、玉器以及彩陶。《舞蹈纹彩陶盆》就是其中之一。此盆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又或是在祈祷祭祀。从这个时期开始,陶器在使用器皿的基础上,有个更多的艺术价值。
玉龙
新石器时代后期;红山文化
高26厘米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龙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图腾,对龙的想象和敬畏一直伴着我们经过了几千年。时至今日,亦是如此。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
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
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
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出土
这件用于存放尸骨的陶缸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上面的图案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中国绘画。和西方溶洞中发现的人类早期绘画有着许多类似之处。此彩绘陶缸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构图复杂,在题材选择与画面构思上都强调了图案自身的独立性。
薄胎黑陶高柄杯
新石器;龙山文化
高18.5厘米,口径14.5厘米,足径6.3厘米
1975年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出土
高柄杯是薄胎黑陶中仅有的一种器形,因此也最具代表性。陶杯经轮制而成,杯壁厚度均匀,薄如蛋壳。最薄处仅为0.2~0.3毫米,所以又被称为“蛋壳陶”。成品陶杯虽然胎质极薄,但其质地却极为细腻坚硬。有人称赞它们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薄胎黑陶是龙山文化时期人们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的反映,代表着黑陶技术的最高成就。至于这件精美的陶杯是如何做出来的,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
陶鹰鼎
新石器;仰韶文化
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
1958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出土
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结构简洁,威武雄壮,彰显出一种强大的张力。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鹰形陶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
青铜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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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青铜方鼎,形制巨大,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此鼎曾经作为蒋介石60岁大寿的贺礼。内战失败后,碍于此鼎过于庞大,最终留在了南京。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利簋
西周 武王时期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这件外貌平平的青铜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器壁内测的铭文详细记录了武王伐纣的故事,史称:牧野之战。天圆地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审美观。器身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簋是青铜器一种典型的食器,主要用于放煮熟的食物;作用类似于今天的碗。后期,簋主要被用于祭祀和随葬。
四羊方尊
商上口最大径44.4厘米,高58.6厘米,重34.6千克
1938 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三星堆威严的蜀巫
商;蜀高85.4厘米,宽78厘米
1987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坑遗存。出土的大量玉器、铜器等物,有许多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如铜尊、铜罍等。这个遗址的发现,表明商、蜀之间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种铜面具是古蜀人心中“神”的化身,此凸目面具应是蜀王蚕丛的神像。三星堆遗址是我们考古学家们最重大的发现,可以说没有之一。对于川蜀的文化和故事,这些像人而不是人的蜀巫形象以及各类青铜器将会给我们答案。
盠驹尊
西周中期高32厘米
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
长方口,上置小盖,盖上有兽钮。腹侧饰涡纹。颈、胸部铸有铭文9行94字(含重文2字),器盖内铸有铭文3行11字。铭文记述在十二月甲申日早晨,周王在地举行执驹礼,赏赐盠两匹马驹,盠称颂周王没有忘记旧族,颂扬周王的美德,盠为祭享父亲大仲作了这件宝尊彝。执驹礼见于《周礼》,是马驹在二岁离开母马服役时,训练让它驾车的典礼,相当于马的成年礼。此尊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西周时期高超的铸造工艺。这是西周一件算不上出名的酒器,我之所以把它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有两个原因:第一,器物上的铭文清楚的记录了西周时期,马的执驹礼是非常受重视的,专门的部门和专人负责。第二,这些在边境给西周养马的人就是统一六国的秦人祖先。
秦汉王朝统一与战争
阳陵虎符(秦)
秦
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
传山东临城出土
此符是秦始皇调动军队的凭证,用青铜铸成卧虎状,可中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各有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意为此兵符,右半存皇帝处,左半存驻扎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的统兵将领处;调动军队时,由使臣持右半符验合,方能生效。符节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征调兵将以及用于各项事务的一种凭证。目前所见最早的符节是战国时期的。
目前所发现的虎符只有三枚,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错金杜虎符和国家博物馆的杨陵虎符,以及在法国巴黎的新郪虎符。只有杨陵虎符是完整的,其余两枚仅剩左半部分。
秦陶俑
秦
陶俑高度一为188.57厘米、一为190厘米,陶马长215厘米、通首高163厘米
1974年陕西省临潼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秦朝最有名的文物莫过于兵马俑。此陶俑头戴单版长冠, 上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本握有长柄兵器,左手自然下垂, 神情威严地立于长方形踏板上, 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级军吏俑的形象。
兵马俑坑总共约有兵马俑8000余件,其中战车130余乘,架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10多匹,各类武士俑7000余件。陶俑、陶马的大小犹如真人真马。3个俑坑埋藏的大量战车、骑兵和步兵俑,是秦国庞大军队的缩影。
金缕玉柙(汉 中山怀王刘修)
汉;西汉
长182厘米
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
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于是就有了金缕玉柙。这件金缕玉衣共用玉1203片,金丝2567克,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但色泽却更为缤纷。
单于天降瓦(汉)
汉;西汉
直径17.1厘米
1955年内蒙古包头召湾出土
此瓦当为圆形,后有筒,筒中部有瓦钉孔。正面宽沿,被十字格线分成四区,每区内一阳文篆字,计“单于天降”4字。该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等,据此判断,“单于天降”瓦当应是对当时汉军击退匈奴贵族侵扰的一种颂扬。
大汉王朝400年的历史,和匈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到这个瓦当,我们会立刻想起卫青、李广、霍去病、王昭君等人物的名字。
雁鱼彩绘铜灯(汉)
西汉高53厘米1985年山西省朔县照十八庄出土
此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各部分可拆卸以便清洗,构思设计精巧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在出土的文物中,有多件类似的铜灯,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在河北博物馆的“长信宫灯”。构思设计巧妙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彰显了汉代人的智慧。
击鼓说唱俑
东汉
高56厘米
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出土
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
此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夸张的表现手法、人物表情的精致刻画,具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滇王之印(西汉)
汉;西汉
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钮与印身为分铸后焊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
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在汉朝,云南已经归入我们的领土范围。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西汉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1963年陕西省兴平县出土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熠熠生辉,华美无比。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精品。在更早的文物中,我们也会看到犀牛以及大象的形象;此类文物的出土,足以证明当时在陕西、河南一带,是生活着大量的犀牛和大象的。
结束语
一件文物的价值远远大于文物本身,我们通过文物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礼仪制度、国家风貌、名人趣事等等;几千年的风早就停了,而这些文物还保留着当初的样子,好像在给我们诉说一段故事。
我们现在学习历史,去仰慕祖先们的智慧;我们已将成为历史,那么我们该为后代留下怎样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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