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高度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其中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为固定展厅，其余为特色展厅和临时展厅。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藏品数量143万余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艺术品等多种门类，涉及甲骨、青铜器、瓷器、玉器、金银器、佛造像、墓志、玺印、书画、雕塑、漆木家具、砖瓦石刻、老照片、民族文物、民俗文物、革命文物等。
可以说，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一部华夏文明发展史。
古代中国石器时代（彩陶文化）
北京人头骨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早期 距今约28-23万年颅长21.3厘米北京房山周口店出土
这件头盖骨的原物是1966年发掘北京猿人洞上部堆积时发现的一块枕骨，该枕骨恰好可与1934年和1936年在这个地点附近发现的两块颅骨碎片模型相拼合，复原出一个完好的头盖骨。这是现在仅存的北京直立人头盖骨，为一青年男子，脑量为1140毫升。
一件头骨的发现，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证据，研究我们人类的起源以及发展的轨迹。在此之前，考古学家认为我们人类起源于非洲，由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这种说法一直占据着主流；随着各地发现的猿人头骨，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关于人类的起源，时至今日，仍没有一个统一准确的说法。
舞蹈纹彩陶盆
新石器;马家窑文化
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
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
马家窑文化是我们祖先生活在黄河上游的痕迹记录，发现了一些石器、玉器以及彩陶。《舞蹈纹彩陶盆》就是其中之一。此盆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又或是在祈祷祭祀。从这个时期开始，陶器在使用器皿的基础上，有个更多的艺术价值。
玉龙
新石器时代后期;红山文化
高26厘米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龙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图腾，对龙的想象和敬畏一直伴着我们经过了几千年。时至今日，亦是如此。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
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
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
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出土
这件用于存放尸骨的陶缸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上面的图案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中国绘画。和西方溶洞中发现的人类早期绘画有着许多类似之处。此彩绘陶缸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构图复杂，在题材选择与画面构思上都强调了图案自身的独立性。
薄胎黑陶高柄杯
新石器;龙山文化
高18.5厘米，口径14.5厘米，足径6.3厘米
1975年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出土
高柄杯是薄胎黑陶中仅有的一种器形，因此也最具代表性。陶杯经轮制而成，杯壁厚度均匀，薄如蛋壳。最薄处仅为0.2～0.3毫米，所以又被称为“蛋壳陶”。成品陶杯虽然胎质极薄，但其质地却极为细腻坚硬。有人称赞它们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薄胎黑陶是龙山文化时期人们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的反映，代表着黑陶技术的最高成就。至于这件精美的陶杯是如何做出来的，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
陶鹰鼎
新石器;仰韶文化
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
1958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出土
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结构简洁，威武雄壮，彰显出一种强大的张力。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鹰形陶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
青铜器文化
后母戊鼎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青铜方鼎，形制巨大，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此鼎曾经作为蒋介石60岁大寿的贺礼。内战失败后，碍于此鼎过于庞大，最终留在了南京。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利簋
西周 武王时期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这件外貌平平的青铜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器壁内测的铭文详细记录了武王伐纣的故事，史称：牧野之战。天圆地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审美观。器身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簋是青铜器一种典型的食器，主要用于放煮熟的食物；作用类似于今天的碗。后期，簋主要被用于祭祀和随葬。
四羊方尊
商上口最大径44.4厘米，高58.6厘米，重34.6千克
1938 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三星堆威严的蜀巫
商;蜀高85.4厘米，宽78厘米
1987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坑遗存。出土的大量玉器、铜器等物，有许多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如铜尊、铜罍等。这个遗址的发现，表明商、蜀之间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种铜面具是古蜀人心中“神”的化身，此凸目面具应是蜀王蚕丛的神像。三星堆遗址是我们考古学家们最重大的发现，可以说没有之一。对于川蜀的文化和故事，这些像人而不是人的蜀巫形象以及各类青铜器将会给我们答案。
盠驹尊
西周中期高32厘米
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
长方口，上置小盖，盖上有兽钮。腹侧饰涡纹。颈、胸部铸有铭文9行94字（含重文2字），器盖内铸有铭文3行11字。铭文记述在十二月甲申日早晨，周王在地举行执驹礼，赏赐盠两匹马驹，盠称颂周王没有忘记旧族，颂扬周王的美德，盠为祭享父亲大仲作了这件宝尊彝。执驹礼见于《周礼》，是马驹在二岁离开母马服役时，训练让它驾车的典礼，相当于马的成年礼。此尊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西周时期高超的铸造工艺。这是西周一件算不上出名的酒器，我之所以把它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有两个原因：第一，器物上的铭文清楚的记录了西周时期，马的执驹礼是非常受重视的，专门的部门和专人负责。第二，这些在边境给西周养马的人就是统一六国的秦人祖先。
秦汉王朝统一与战争
阳陵虎符（秦）
秦
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
传山东临城出土
此符是秦始皇调动军队的凭证，用青铜铸成卧虎状，可中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各有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意为此兵符，右半存皇帝处，左半存驻扎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的统兵将领处；调动军队时，由使臣持右半符验合，方能生效。符节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征调兵将以及用于各项事务的一种凭证。目前所见最早的符节是战国时期的。
目前所发现的虎符只有三枚，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错金杜虎符和国家博物馆的杨陵虎符，以及在法国巴黎的新郪虎符。只有杨陵虎符是完整的，其余两枚仅剩左半部分。
秦陶俑
秦
陶俑高度一为188.57厘米、一为190厘米，陶马长215厘米、通首高163厘米
1974年陕西省临潼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秦朝最有名的文物莫过于兵马俑。此陶俑头戴单版长冠, 上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本握有长柄兵器,左手自然下垂, 神情威严地立于长方形踏板上, 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级军吏俑的形象。
兵马俑坑总共约有兵马俑8000余件，其中战车130余乘，架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10多匹，各类武士俑7000余件。陶俑、陶马的大小犹如真人真马。3个俑坑埋藏的大量战车、骑兵和步兵俑，是秦国庞大军队的缩影。
金缕玉柙（汉 中山怀王刘修）
汉;西汉
长182厘米
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
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于是就有了金缕玉柙。这件金缕玉衣共用玉1203片，金丝2567克，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但色泽却更为缤纷。
单于天降瓦（汉）
汉;西汉
直径17.1厘米
1955年内蒙古包头召湾出土
此瓦当为圆形，后有筒，筒中部有瓦钉孔。正面宽沿，被十字格线分成四区，每区内一阳文篆字，计“单于天降”4字。该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等，据此判断，“单于天降”瓦当应是对当时汉军击退匈奴贵族侵扰的一种颂扬。
大汉王朝400年的历史，和匈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到这个瓦当，我们会立刻想起卫青、李广、霍去病、王昭君等人物的名字。
雁鱼彩绘铜灯（汉）
西汉高53厘米1985年山西省朔县照十八庄出土
此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各部分可拆卸以便清洗，构思设计精巧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在出土的文物中，有多件类似的铜灯，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在河北博物馆的“长信宫灯”。构思设计巧妙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彰显了汉代人的智慧。
击鼓说唱俑
东汉
高56厘米
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出土
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
此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夸张的表现手法、人物表情的精致刻画，具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滇王之印（西汉）
汉;西汉
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钮与印身为分铸后焊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
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在汉朝，云南已经归入我们的领土范围。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西汉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1963年陕西省兴平县出土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熠熠生辉，华美无比。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精品。在更早的文物中，我们也会看到犀牛以及大象的形象；此类文物的出土，足以证明当时在陕西、河南一带，是生活着大量的犀牛和大象的。
结束语
一件文物的价值远远大于文物本身，我们通过文物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礼仪制度、国家风貌、名人趣事等等；几千年的风早就停了，而这些文物还保留着当初的样子，好像在给我们诉说一段故事。
我们现在学习历史，去仰慕祖先们的智慧；我们已将成为历史，那么我们该为后代留下怎样的故事呢？
